赵清漪说：“我们以个人合法收入高为荣誉之一，因为那代表着个人的能力强、贡献大。但这并不是卖官鬻爵，我说了连我党魁的身份其实都等于是倒贴俸禄的。一个为了百分比并不高的党费而花尽心思向党隐瞒个人合法收入的人格局很小、服务的意识也不强，那么也可以从侧面看出他的为人，党内的重任，同志们肯定不放心交给他。而得不到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其实长远损失更大。举个例子，有很多同志问我这时候入蜀做什么行业赚钱，问我哪里有房卖，又或者需要我给他介绍人脉帮个忙，又或者介绍工作，除了私交之外，我有限的个人力量肯定会帮助那些格局更大的服务意识更强的同志。在社会上生存，除了个人能力之外，个人口碑和人际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强求大家怎么交党费，不交可以退党，退党了可以当党外朋友或者群众朋友，我们没有权力限制个人自由，但是退了之后都不能再入，退党的朋友的子女没有特殊能力或功劳我们也不接受入兴民党。我们提倡党内平等互助、同舟共济，促进创新创业，不管是农业、工业还是服务业，用知识与劳动发展生产力，带着人民奔小康，实干兴邦。”

那人又问：“但是如果要核实个人年收入的话，也是比较难的吧。”

赵清漪点头，说：“对，现在基本没有办法核实，如果为了这么几块钱要在同志们面前装一辈子穷人，有发挥的机会也看着别人去做，最后还退党来要回避交党费，那也随便他了，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党派，在这方面可能佛系了一点。我觉得不要在金钱上对别的党员提那么多要求，因为这不是黑帮的保护费，我自己带头按规章交党费，总也有真正有觉悟的人的。”

赵清漪知道交的党费多的人，可能在党内发表意见也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大家觉得他的发展好，能力强，资源多，自然都选他当干部。而这样的结果，反而更利于他的发展，赚更多的钱，就像现代的某些俱乐部。

忽然有人好奇问道：“你们是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党派，那么会接受军人、政府职工、农民、工人为党员吗？”

“会。拥有考查时期的，附近这个村子里就有一党员和两个预备党员，都是农民。不管什么职业或者阶层都是国民，我们和农民、工人的关系也是极好的，我们兴民党是促进国民致富。国民越富国家就越强，越来越富就越来越强，现在我们贫穷不要紧，但是不要麻木地安于贫穷或者限制国民致富，这会让我们种花国民在世界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去过美国……”

赵清漪又将自己在美国认识的华人华工会受到歧视，同工却赚得更少的现状说来，还有她在购买机器时面对美国人的那一句语气很平常的话却如饮冰的心情说来。

如果国家强了，哪里会这样呢？

赵清漪苦笑道：“早年哲学家罗素和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来过我国，评价我国国民：贫穷、懦弱、缺乏同情心或者勤劳、肮脏、迟钝。我觉得贫穷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穷得吃不饱饭当然无精打采和懦弱。贫穷到没有希望，当然缺乏同情心。最可悲的是勤劳还贫穷，为什么呢？因为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没有保障，民生也是空的。我们也会发展有觉悟的农民、工人为党员，希望他们所代表的种花最广大的族群的民权可以得到我们党内的支持，他们中的党员可以带动他们身边的人去实现民权，从而解决民生。”

小孙先生忽然问：“难道兴民党和大同会一样，想要土改吗？”

赵清漪一听他这种试探的敏感问题，微笑道：“土改不是大同会提出来的，而是令尊孙先生提出来的。驱除鞑虏、恢复种花、建创民国、平均地权。可见孙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激进的土改是有问题的，毕竟也有很大部分的小地主的地产是靠着勤劳积累下来的，而也有部分的无地者是懒惰挥霍掉了，这个是要辨别的。如果我勤劳苦干二十年，积累了五十亩的土地，几个泼皮懒汉把他们父母的挥霍掉后二话不说要来分我的地产，那我绝对是反对的。”

几大民主党派像是松了一口气，他们现在响应大同会的联合抗日，却是不能接受激进土改的。

伍先生当然发现几个民主党派的态度，这样说来大同会反而会被他们孤立。

但伍先生偏偏觉得这个女党魁并不排斥大同会，对他也格外礼遇。

伍先生道：“其实我们大同会早在1926年也是提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倡议，只不过后来被清党才改了政策。这个问题，我们大同会不是没有想过。”

大家面色才缓合了。

赵清漪道：“党派之争，我觉得求同存异才是上策，任何单一的思想我觉得都有自掘坟墓之险。就像当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发展到了明清，儒家其害不浅，所以才有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假设当初法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等全都发展良好，百花齐放，别说现在的西方列强了，也许就没有西晋后的五胡乱华，没有崖山亡国之恨，也没有我汉人为奴三百年、落后这三百年。如果党同伐异杀尽国人中的异党能人，那杀得尽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者吗？一党之孤家寡人怕是就会和明清腐朽的儒家一样了，列强欺来怕是要打不过，难道要学西太后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这话有些尖酸刻薄，但是在场人也不禁暗自叫好，感觉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怕小命不保。

但是此时正是统一抗日时，赵清漪还不害怕，当发现有这么多的学生时，她想有脑子的统治者应该不会杀她，将这个群体推离自己。

孙夫人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而这个国家与民族是我们共同的花园。”

伍先生也笑着称是，而各位大佬自然也没有这时反对。

赵清漪又带着有兴趣的朋友参观了自己的“开心农场”，倒是许多人都有点心思要西迁，毕竟他们也不是军人。可惜，现在的蜀省中地价在上升，比之赵清漪当年贵了一倍有余，这可不是容易的。

党代表大会和参观交流结束后，各大党派的朋友和代表都返回了家乡。

这时候，有十个同志负责主办《兴民日报》，包括陈子豪在内的洪门的十个成员合资，从国外进口了印刷设备办了印刷厂，代加工着报纸印刷的工作。

到了7月1日，《兴民周报》第一期出版了，也找好了从事货运的朋友能把报纸带去外省。《兴民周服》第一期的发行量就达三万份，有一万份是省内消化，而其它是运往外省。

在7月5日时，赵清漪抽空去参观报社时，几个年轻的同志还因为成绩非常兴奋，按照这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报社不但能养活记者们，还能盈利。兴民报社属于第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却可以盈利的党产。

他们觉得很高兴，赵清漪却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748章 爆发

七月事变如她本尊所在的位面一样爆发了，全国抗日热情高涨。

7月8日正是《新民周报》第二期的发行日，赵清漪从政府得到消息后，声称“连夜写稿”在《新民周报》上发表。

却不是什么“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口号。

而是提倡：一、青年学生非不得已，不要盲目牺牲，要进行有效抗战，她提出低效抗战和有效抗战的概念与两者区别。二、在战斗力上无力反抗侵略者的人要留得有用之身，打有准备的仗，去正式从军进行军事训练后才能杀死敌人，或者从事生产，打仗打的就是物资。三、军民配合，帮助果军做后勤工作。四、如果侵略者打来，兴民党各地党员做好组织暂时无力反抗侵略者的青少年学生的撤退工作，以图将来向侵略者复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各省同志应互相接应。五、赵清漪个人散尽家财，也尽力给未成年学生们安排个栖身之地。

《兴民周报》的快速反应也是惊呆了小伙伴们，赵清漪又与中央委员们开了会，讨论了“宣传与帮助同志们在战争时撤退”的办法。

赵清漪提出全国各地特别是北平与江南是党员及青少年学生的保护与撤退的计划。

赵清漪提出自己随着司徒维去江南走动，说服政府和学校在此危机关头，战略性的安排学校西迁。

陆鹤轩也提议自己去北平活动，赵清漪也同意了，但是也请司徒维帮忙安排两个保镖协助陆鹤轩。

苏琳道：“主席，真的要全面开战了吗，守不住吗？”

赵清漪是兴民党主席。

赵清漪点头：“依我的判断，北平和江南真的难以守住，教育和青年学生是我们种花延续的火。想当年江海会战，日本人也是破坏我们的学校、图书馆，这回他们更加势大，也会杀我们的青少年学生的。”

赵清洋说：“还是我去吧。”

赵清漪当然不能让他去，说：“你连我都打不过，你去的话危险高、效率低。况且，你负责财务工作，我还希望你能解决各地党员如果撤到蜀省后的后勤的安排呢。这是最复杂的事了，现在总部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

赵清洋暗想：因为自己学经济，当时管了财务和后勤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这时候他才发现妹妹这是把他看成了管家老妈子。这是不是画风不对呀！可是现在他管久了这方面，别人一时也难以接管。

赵清漪就是要给他洗脑，后勤与生产就是抗日，还关乎兴民党这么多同志的生存，把自家哥哥牢牢地套在后方琐事中，绝不让他逞英雄去读军校呀当兵呀之类的。

各地也有被安排在蜀中工厂或者报社工作的同志，刚来就又要当着“中央特派员”去组织这方面的工作了。

晚上的时候赵清漪和赵清洋开车返回工厂里的宿舍，这时父母亲人也都住在这里，因为这几天赵清漪忙，孩子才十个月，刚断了奶，也不能长期离开母亲。

司徒维在位于成都的招商局上班，下班也回到宿舍，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赵清漪才提出将要出差的事。

司徒维也吃了一惊：“这时候局势这么乱，你要返回江南？”

赵清漪道：“这几个月江南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如果日本人打下哪个城市，我怕像当年甲午时一样，他们会进行大屠杀。我们无力救助所有百姓，但是我想那些未成年的学生是国家人才储备，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要先在这方面努力。也许现在有个正式的党派，他们会听我们的建议呢。”

赵太太看看赵清漪怀中的孩子，说：“你要是出差，豆豆怎么办？他才多大呢？”